在主流傳媒，甚少在學術方法論上的爭論，因為香港己經甚少有人在基本功下功夫，當年在政政系，並未有太多傻佬如小弟者，跟關信基教授學方法論（我的畢業論文也是方法論，研究正是土共透過互委會搞政治動員）。因此，沈旭暉這次在《明報》掀起方法論上的論戰擂台，小弟甚感意外。當然大堆人看到一頭霧水也很正常，因為沈旭暉是政治學者，而呂大樂是社會學者，事實上是雙方對兩門社會科學的共同部分，也是核心部分的方法論作論戰，有如大家討論OS的kernel優劣一樣。
小弟與沈旭暉在學術上是完全不同玩法，雖然同屬政治學者，但後現代主義、論述分析等學術用語不會出自小弟把口，因為小弟是把經濟學理性分析的工具，以至歷史學、甚至工程學那套方法論用在政治學，但不論用沈旭暉那套玩法，還是小弟那種借經濟學、歷史學甚至工程學的工具照用在政治學的方法都好，都會有一個共同結論，那是呂大樂近日的分析outdated，小弟給出來的解釋是，因為呂大樂忽略了任何新發明，新科技，只要廣泛被應用，就會通盤改變人類行為的各項變數，那需要推斷行為的規律就要全改。在社會科學，甚至財務學，只要有一個關鍵變數改變，就要將分析全盤改過來，正如你賭馬，為何場地是爛地，與好地是不同的投注模式，因為這正是馬匹跑動速度的關鍵變數。正如一使用安妥膠地，過往沙地用的數據就不再合用。在財務學上，只要有新的程式買盤買賣方式，要估算對方的買賣行為的公式亦需要全盤改變，不改只會輸錢輸到甩褲。
而呂大樂在近日論爭中，忽略了一個關鍵變數正是information flow，過往每個人由於接收資訊能力，遠大於發布資訊或資訊轉口的能力，因此傳統傳媒不論能否報導真相，都會決定戰局，亦由於資訊流通需要依靠個別工具的壟斷者，所以拉登的細胞組織過往是難於運作，因為全部資訊都需要高度依賴幾個中樞。但互聯網賦予每一個人，向多個人發布多媒體資訊能力，每個人的資訊發布和轉口能力大增，才令組織不再需要中樞，反而要以意識形態主導，而傳統傳媒己經再無影響力，因為他們不再是工具壟斷者。這是一個可怕的致命錯誤，因為人與人間互動性大增，結構主義無法解釋問題，民主決策過程不止於議會，還有大量P2P模式的組織存在，在P2P世界下，傳統傳媒胡亂報導迅速反遭反噬，全部都是這樣搞出來。
很坦白，小弟的最深層功夫，查實不是什麼新東西，問題是，社會科學需要最草根的觀察，而第二代人不屑為之，這才招致今天的結果。這不是世代問題，而是一個世代的陋規，凝結了大家的思考能力，這才是當今香港研究社會科學的問題。所以小弟當一個商人學者，一路營商一路保持研究，因為太遠離實驗室研究不到新東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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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懂社會學及政治學. 但我想用物理學來做個比喻.
呂大樂用的是古典物理學如牛頓的力學 (作用力等於反作用力). 而沈旭暉作出修訂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 (但未知社會科學有沒有這級數的修訂).
re: QA
may be more like classical mechanics v. quantum field theory
容我說，一般讀者不容易揣摩到理論層次的差異。
以沈文去看：
1. 以建構主義解讀結構。其實問題在於結構功能如何實現。每一個結構都曾經歷建構，若既有結構內部穩定，則新建構再強大也好，頂多只會形成多元（但不均等的）制度，你有你的一套，我照舊唔受你玩。( Vise versa，我理解你未必真係衝擊，但我實質感到受衝擊。）
建構主義可以解釋新社會動力湧現和凝聚過程，卻無法解讀一種有力並已沉殿的建構（社會共識、潛規則）何時過期，討述叢何時質變。
是故沈氏頂多可以譏諷呂氏「議會規範」並非唯一有效的社會想象 / 認同終點，而不能說「議會規範」對政體和社會本身已經失去號召力，或者是差勁的終點。
其實呂大樂小心翼翼貶低自己來引言，已經承認了社會正被不同方法解構，但他要說的是，新建構挑戰的對象也包括本身的一些根基。要是真的想批判這說法，我認為只需重申衝突論的辯証本質即可：對立是社會變化和合的根本，沒有對立的社會將自我冰封碎裂。
( 吃飯，收工後再續… ）
2. 用民主中介論擴充民主體制。這部份我大多同意沈文所言，亦如是引申到第 3 點，兩者是二為一體的。
問題再一次不在於解釋或描述體制（沈文起碼有助讀者涉取理論資源），而更該關注功能解構。民主中介論是在集權競爭年代過後，重返多元權力分佈的狀況。公共機能經已通過整合制度化洗禮，機能管理權力和運作模式，卻不能一下子容納不斷澎脹的公共意見，中介體系於是成為其中一條緩衝帶，不論其是否民主，卻一定會順勢成形，並把談判和決策虛擬化。
是故，新的問題是哪些中介體具有實力，能更快地完善本身的圈定（框架化）過程，以及平衝權力和監察/補償機制。
誤劃圈線和框架老化是各中界體的致命傷。實則議會本身，便是一種巨大且有競爭優勢的中界體，亦是最自覺地透明化的機構。如果我們不問其他中介體憑何挑戰議會，則很容易被組織的片面奴化。（正如民建聯組織假示威一樣，咪以為青年人一定醒過村夫）
同時，為抗衝組織片面化引申的危機，新組織往往不作長遠打算，導致組織力量謹具威嚇性。新保守主義於是大行其道，無非在享受新組織年代的低廉民意消費。
(再待續）
3. 以新媒體年代破解媒體框架。其實上兩節已一再說明，新的制度有了立足點，舊制度並不會立即崩潰，而新制度和舊制度競爭的同時，卻無可避免地為組織需要而墮入許多原始的社會問題。
新世代傾向解構權威，無論是權力中心，或舊媒體的論述，抑或是新世代提供的論述和角度，都是解構對象。這引申出來的問題是，解構會比建構更有力嗎？解構的作用點和建構 (或既有結構）體系會完全衝突嗎？
沈文說：「總有一天，他們會成為社會主流。」這句話最詭袐了。距離舊媒體退場，到底是五年後，或是十年後，或廿多年後的事，我不誰可有何定論。抽象而言新一代必有天抬頭，主流繼續招來批判，邊沿永不湮滅。然呂大樂行文關注的卻是刻下，刻下就是新舊媒體各自劃圈，而社會卻總有想象更大程度整合的欲望。
我懷疑舊媒體尚未凋謝，社會整合想象經已變向。通過想象和溝通進入核心，跳離邊沿，看的是個人意志力。而在社會而言，唯一有變的，正是更多媒體空間擁抱各種「邊沿色彩面具」，而不是邊沿人在建構共通論述中心。
[ 是故，膚淺的民族主義至今仍老不死，純粹是如此膚淺，才能把圈劃得很大，圈裏的人往往只是「扮演」民族主義者角色，從而取得進出巨大舞會的會籍。 ]
4. 「論述分析」方法完全是個「科學教條」。我想任何現代學者都不會反對這種方法，但如果有人（如沈氏）把這種方法挪入政治風險分析，就讓行家目定口呆了。
Martin 把舊權力有崩潰的可能性，平衡論述，是比較合理的。
權力鬥爭是相當原始的課題，鬥爭緊張程度仍然決定鬥爭中的過激行為（過量判刑 / 算帳）出現機率。而新組織形態僅僅有助於推論新的安全網怎樣樹立起來，而不是對立想象的終結。